养生包含养身与养心,或者说养形与养神两个向度。换言之,养生是对人生命本身的关注,不仅包括生命的长度、质量,也包括高度,有着道与器两个层面。仙家养生,无论是呼吸导引还是炼丹服食,都在于力图改变身体条件以期长生,偏于炼形。医家注意到心神的营卫意义,故在治理身体的同时,不废心神方面的调摄,形神并重,追求“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”[1]3的结局。至于思想家,往往能勘破生死的局限,不以养形为念,但其重视生命体验,寻求个体存在的终极意义,在臻于理想生命境界过程中能够达到精神的自足自适,故于客观上也合养生之道。陶渊明即属此类。《淮南子》云:“治身,太上养神,其次养形……神清志平,百节皆宁,养性之本也。”[2]1401陶渊明任真适意,可谓在养神方面达到了极高境界。
一、服菊非着意养生
陶渊明是极为珍重生命的,陶集中存在大量关于生死的诗作,数量不让所谓“篇篇有酒”的涉酒之作。他伤时、叹逝、悲老,诗中往往充溢沉重的焦虑与失落的感伤,他甚至为自己写了挽诗,在想象中体验死亡。陶诗中的“伤生”、“惜生”、“存生”、“卫生”等词,也可见其生命思索之方向。
陶诗中的生命意识如此鲜明,他的采菊服菊,就被更多地理解为有养生延寿的目的。进而,学界还有认为他服食松脂、饮旨酒以养生的观点[3]138-166。服菊有延寿的功效,魏晋时期的文章中多见此认识,如曹丕《九日与钟繇书》“辅体延年,莫斯之贵。谨奉一束,以助彭祖之术”[4]1088,钟会《菊花赋》“服之者长生,食之者通神”[4]1188,潘尼《秋菊赋》“既延期以永寿,又蠲疾而弭疴”[4]1988等,可见服菊已是一时风尚。但若说陶渊明服菊意在养生,恐怕只见其表,未得真意。种菊、采菊、服菊之于陶渊明,当如作文只为自娱,如饮酒只为适意,并不多附着其他目的。
陶渊明有《止酒》一诗,用戏笔写对戒酒的认识,可助我们理解他的养生态度。诗曰:
居止次城邑,逍遥自闲止。坐止高荫下,步止荜门里。好味止园葵,大欢止稚子。平生不止酒,止酒情无喜。暮止不安寝,晨止不能起。日日欲止之,营卫止不理。徒知止不乐,未知止利己。始觉止为善,今朝真止矣。从此一止去,将止扶桑涘。清颜止宿容,奚止千万祀。
在《形影神·神释》中,陶渊明说酒是促人短寿之物:“日醉或能忘,将非促龄具”。这首诗的后半段则写戒酒的好处,可至于仙界,可驻颜长寿。然而戒酒虽然于身有利,却会导致心情不悦,寝卧难安,甚至营卫之气也不顺了。止了酒也就止了乐,在长寿与乐趣二者之间,陶渊明选择了与园葵之味、稚子之欢同俦的饮酒之乐,顺应性情。陶渊明不为长寿而戒酒,明知纵饮伤身仍不愿停缀,可见他并非着意养生之人。同理,服菊在客观上有养生作用,但陶在主观上并不见得就是为了延寿,尽管他明言“菊为制颓龄”(《九日闲居》),自己也种药(《时运》中说庐前“花药分列”)。龚斌先生说得明白:“渊明虽不信神仙长生,并说‘卫生每苦拙’,但并不排斥服菊酒以希延年的养生之道,偶或亦作‘卫生之举’。”[5]225因而陶渊明的服菊更应从精神层面的文化意义上去解读,即:一,服菊是士林风习,沿袭已久;二,自屈原“夕餐秋菊之落英”(《离骚》)以来,餐菊已具有高洁的象征意义;三,菊是众芳摇落而独凌寒霜的孤傲象征,与隐士之心相印。陶渊明喜爱松菊,更重其独立霜下的坚贞高洁,如《和郭主簿》写松菊:“芳菊开林耀,青松冠岩列。怀此贞秀姿,卓为霜下杰。”《饮酒二十首》其八写松:“凝霜殄异类,卓然见高枝。”松菊是他自身精神人格的寄托,是合他性情之物,是他看到的自己。
二、形神之思与生命境界
陶渊明服菊非着意养生,实须从他的生命观念与境界说来。组诗《形影神》颇能见其对于生死的态度。诗序揭示诗为“营营惜生”者而作,实际上是解决自己的内心矛盾,或者说,是回答庄子的问题:“世之人以为养形足以存生,而养形果不足以存生,则世奚足为哉!”[6]629汉魏以来,面对生命的短促,士人忧生之余,多有三种态度,或秉烛纵酒及时行乐以求不枉一世,或求仙炼药以期不朽或飞升,或行善立功以求垂名后世。陶渊明的“伤生”不减前人,只组诗中的“奄去无归期”(《形赠影》)、“老少同一死,贤愚无复数”(《神释》)即可见痛心死亡之一斑。但对于三种应对途径,他却是在感性的心理矛盾中持以理性态度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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